《火藥時代》近千年的東西軍事科技競爭史

十世紀時，火藥在宋代的中國被發明並應用在軍事用途上，上百年後，蒙古西征火藥科技才逐漸西傳；但到了十九世紀，滿清卻在一系列戰役中遭逢列強痛擊。為何東方中國曾是火藥帝國卻失去了領先優勢，而西方國家卻成為宰制世界的強權？作者歐陽泰師承史景遷與Geoffrey Parker，本書可說繼承了兩位老師的一些風格，史景遷對東方的詳盡悠長的敘事，與Geoffrey Parker對於軍事史、軍事革命的學說，再加入自己的見解。歐陽泰以火藥戰事貫穿全書，嘗試還原東西方火器發展的面貌，以翻轉史學界對於軍事革新的傳統論述。

本書概要：

東西方的歷史發展比較、西方何以主宰了世界形成當今局面，相關著作研究一直是個熱度不減的議題，彭慕蘭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Ian Morris的《西方憑什麼》（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還有許多其他史家都做過類似但角度不一的研究。

本書自軍事角度切入，使用了自己老師Geoffrey Parker說過的「挑戰 — 回應的動力」（Challenge-response dynamic）學說，也就是受到政權受到軍事挑戰時必以軍事革新作為回應，承平時期是使區域軍事革新停滯的重要原因。火藥的發明一般認為是在宋朝，宋代是多國競爭的時代，宋代也的確是個科技爆發的朝代，軍事上的火藥運用、其他還有羅盤甚至民生上的活字印刷術，到了南宋還有管狀火器投入戰爭，其競爭國西夏、遼、金、蒙古等也發展出了遠距投石機、機弩以及鍛造刀劍盔甲的新技術，當時歐亞大陸東方可說是世界科技爆發最密集的地區。明朝初期，火器是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的利器，明朝建立後有神機營在軍隊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也正是在這個朝代，西方造出了大口徑大砲，用來轟破城牆，而東方卻漸漸失去軍事革新進步的動力，火砲口徑、性能、威力都沒有太長足的進步，作者在此提出的理由仍是明代自明成祖朱棣之後一直未發生長期且足以撼動國本的大型戰爭，僅有明英宗正統十四年時的土木堡之變與隨後的京城保衛戰讓大明朝一度面臨覆滅危機，其他戰亂規模都不夠喚起軍事革新的動力，而相反的歐洲正在進行著強烈的競爭，除了多國戰爭外，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都在此時期發生，Geoffrey Parker《軍事革命》（The Military Resolution）認為十六、七世紀是關鍵年代，歐洲在此時期的競爭與革新讓歐洲強權脫胎換骨，蒙古西征時帶來的火藥武器於此時飛速進步，火砲口徑、性能大幅飛躍，「槍砲、病菌與鋼鐵」讓歐洲人在此時期輕易征服了美洲，但作者卻不認為此時期的歐洲獲得的優勢有到世界之最，起碼與東方國家儘管已經有些停滯的明帝國還有隨後新建立的清帝國相比，還不到特別有優勢，可說是「勢均力敵的時代」。

為了證明此點，作者歐陽泰列舉西元1521、22年兩次明葡海戰、1633年明荷料羅灣海戰、1661~62年鄭成功攻台戰役及1685、86兩次清朝與沙俄的雅克薩戰役為例，列舉這些十六十七世紀東西方摩擦的戰爭共同特徵為：皆是東方獲勝，作者也透過分析戰事過程說明儘管西方國家在航海與火砲性能上的確更有優勢，但東方政權正規軍在陸戰訓練、陣型上卻絲毫不輸西方，甚至也能通過模仿並引入西式武器（佛朗機）、造船、戰術概念來擊敗西方軍隊，再次應證某種程度上的「挑戰 — 回應的動力」。

而真正被西方超越一去不復返的時期是清代完成版圖擴張後，強大穩定的大清盛世，背後卻是長期缺乏挑戰、武備鬆弛，之後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皆展現了大清長久軍事原地踏步問題與和西方列強的巨大差距，期間不乏自強運動嘗試改革圖強，但卻面臨既有利益集團還有保守朝臣的阻礙與拖累，接下來甲午戰爭、八國聯軍都有如潑冷水般，最終是帝國的覆滅。東西方的軍事發展領先於亂世的多方競爭，落後於龐大帝國的長治久安。

我的觀點：

「挑戰 — 回應的動力」概念上我的確是認同的，有需求導致發展這是人類發展幾乎四海皆準的特徵，多國競爭的宋代發明火藥並軍事化，元代時透過蒙古西征時的軍事應用，歐洲人也學會了火藥的軍事應用，甚至在隨後的戰爭中更加迅速的發展起大口徑火炮，這方面個人覺得甚至有點後發優勢理論（Late-developing Advantage Theory）中落後國直接獲得先進國家技術而擁有更好發展起跑點再針對自身需求改進的味道。不過針對本書一些部分我仍提出以下主要兩點討論點：

1.作者對於十六、七世紀東方軍事成就是否有點過於高估？

儘管列舉十六、七世紀東西方戰爭皆由東方政權獲勝，但對於其中東方政權戰爭時巨大的人數、資源、後勤優勢帶過的稍嫌草率，以鄭成功攻台戰役為例，明鄭軍力在當時絕對是南明部隊中數一數二的，甚至能與滿清八旗在陸上一戰，2.5萬明鄭軍力攻打熱蘭遮城加上普羅民遮城1500人左右的荷蘭守軍，之後巴達維亞來支援的荷蘭援軍亦只有700人左右，卻久攻不下，棱堡、新式火砲讓仍以傳統冷兵器為步兵主力的明鄭軍隊付出慘痛代價，最終明鄭軍隊陣亡約9000人而荷蘭人則為632人（張先清《17世紀歐洲天主教文獻中的鄭成功家族故事》），其他東方政權獲勝的戰事也幾乎都是如此（但明荷料羅灣海戰除外，該戰役為鄭芝龍透過誘敵與戰術打下的一場大捷），東方政權挾著人數資源優勢在付出遠遠更多的傷亡代價後，終於獲得勝利。更何況，這系列戰役的前提幾乎都是歐洲國家拓展勢力到古老東方政權門口後的摩擦衝突，而不是東方政權西征至西方國家的西方衛國戰役，強弱態勢可見一斑。以我自身經驗，不少歐美漢學家在解讀東方先進程度上有稍微誇大之嫌，在閱讀其著作時仍應有自身先備知識作為輔助。

2. 文化與制度相關的發展因素真的不值一提嗎？

作者的論述迴避了文化與制度導致的發展模式，甚至可說作者套用的「挑戰 — 回應的動力」模型正是要反駁過往那些將儒家文化、封建制度作為東方科研發展緩慢重要因素的學者。本書數度強調東西軍事科技差異是歷史發展中戰亂與多國競爭的偶然導致發展，而非文化制度環境等先天因素的必然影響科技進步的步調，Ian Morris的《西方憑什麼》、Yuval Noah Harari《人類大歷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還有許多學者著作亦提出了類似強調偶然的發展解釋，此類歸結於偶然而非文化及民族性的學說對當今學界或普羅大眾當然有其吸引力，能算是當今學術主流，強調人類的一致性與歷史發展的偶然性，這類學說可說是政治正確且不得罪任何人，然而，難道文化與制度相關的發展因素真的不值一提嗎？

作者在提敘述清末改革時仍然必須提到保守派與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因素，鴉片戰爭後，朝廷中仍有包含林則徐在內不少傳統儒生主張戰敗乃是朝中奸逆作梗，而不承認真實因素來自實際的軍事科技與制度已經大幅落後。當然自明朝以來贊同採納西方武器並接受軍事改革的儒生一直存在，明末採用不少葡萄牙紅夷大炮對付滿清南下，但當時也未曾面臨清末如此遭列強於軍事科技全面超越，遭凌遲亟需全面現代化改革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這些傳統儒生受到完整儒家思想教育並考取科舉，他們的確忠君愛國卻大多反對進行改革，難道儒家思想教育真的與他們反對改革的行為無關嗎？

又例如作者在提到十六、七世紀時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各自與荷蘭的兩場戰役中，也都有承認荷蘭軍隊在航海技術上擁有遠洋穩定逆風航行的能力，這點是明鄭集團作為當時東亞最強海上軍事力量都做不到的事情，本書將焦點聚焦在火藥、火炮等武器應用而未在航海技術上太多著墨，但假使我們將航海拉出來簡單討論，會發現中國政權航海技術的不足起源於中央政權缺乏支持遠洋航海的誘因，本在鄭和七次下西洋時，明朝是有機會搶先歐洲國家五十年以上進行地理大發現的，然而我們知道：

從經濟上，中原王朝習慣的朝貢貿易政治意涵遠勝經濟意涵，對明朝並無增加收益的誘因，因此不會像歐洲國家那樣想持續推動海外探險與航海技術革新，而朝貢貿易源自中原王朝根深柢固的天朝體制思想。這也注定了鄭和下西洋將會是為了宣揚國威的政治目的而非經濟目的，鄭和船隊大多沿著陸地或島嶼而航行。雖然船隊巨大但一直缺乏橫越大洋的能力，而明朝也沒有誘因持續去探索海外未知發展航海，最終導致即使到了明末，明鄭集團坐擁東方最龐大海軍，仍是習慣於近岸航行，不能如歐洲國家橫越大洋。

以上分析論述雖略嫌簡略，關於明代鄭和下西洋的研究也很多在此不多贅述，但東西方習慣的對外貿易形式影響航海獲利程度，進而影響國家資助遠洋航海活動、技術發展的意願應是不爭的事實。上述例子說明文化、制度影響科技、技術發展仍是可能的事情，航海能力在當時同樣也能算是軍事的一環，是否明清兩朝在火砲發展軍事革新上，也有不少停滯原因能歸結於當時的封建制度、文化或治國思想呢？

所感：

想到錢穆先生《中國文化史導論》提到「似乎每一種文化，只要他在進展，他自然要用力向他缺陷處努力克服與彌補。」而錢穆認為西方文化：

因為西方的地勢，本自分裂破碎，不易融凝合一，因此在西方世界裏常見其相互衝突與不穩定。西方人的心裏，因此常愛尋求一個超現實的、抽象的、為一般共通的、一種絕對的概念來作彌補。

套用此見解，也許《火藥時代》本書，亦是歐陽泰作為美國人，源自本身文化中習慣尋找「一種絕對概念」的展現。錢穆認為西方人崇尚「絕對的、抽象的、邏輯的與一般理性的」，而中國人則對於「活的、直接而具體的、經驗的個別情感方面」更有興趣，因此，

以上所說，都是中國傳統文化裏不能像似西方般的科學發展之原因。但中國文化其本身內裏亦自有其一套特殊性的科學，只不能如西方般的科學同等發展。

對於錢穆先生的個人理解，無論我們認同多少，至少我們應能認同中國傳統的科學發展和西方走的是不同的方式。不過這類以民族文化等進行分析的學說容易流於主觀而分析不易，以民族所處環境、文化制度先天條件推論這種強調「必然」的學說在今日更容易被打成民族主義與歧視，1997年賈德戴蒙（Jared Mason Diamond）在《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書中提出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引起廣大討論，但學界也出現不少人對其展開攻擊，甚至批判他想偷渡種族主義、帝國主義以及美國中產階級菁英之世界觀等危險的意識形態。然而，我想真正的包容與平等並非無視差異，而是直視並坦然看待，這是至少作為讀者，應能做到的事情。

結語：

忙碌許久，近日獲難得清閒，終於能持續且完整的讀完一本書，遂決定寫下所感。這應該是第一回將閱讀歷史書籍的感悟發表於此，筆者並非不愛讀史書，而是因歷史相關的分析、查閱更為費力，偶有疑惑欲反駁處，又恐自身才疏學淺，所知有誤，不足以提出值得思考討論的問題。因此，本文對書本內容、討論若有理解錯誤處也請多包涵指教。

所感部分是因為自己讀過不少東西方發展比較著作，讀完此書後多進行的一個額外發想，雖說我的確引用錢穆先生強調了東西文化差異及發展的必然性，仍十分認同作者歐陽泰提出的論點，「挑戰 — 回應」確實一直在軍事革新歷史中有著重要地位。理一分殊，科學嘗試去探究那份真理，追求理一，但最終找到的往往只是在當時時空或所了解背景下的「分殊」，然分殊源於一理，透過探究分殊，終將能窺見一理之貌，進而趨近之。

最後，對於這些歐美的漢學家我必須致上一些敬意，史景遷、濮德培、歐陽泰等人，當你閱讀他們的著作，再去了解他們的經歷、師承，從學習語言並取了中文名字開始就能知道他們是由衷的去融入、了解東方文化，將其視為自己另一身份，之後親自來到東方，行走於東亞各國閱讀、收集文獻，沈浸於這裡的文化沈浸於學術，這些行為都帶給我種油然升起的敬意，這些人願意對於不同的文化、歷史用謙卑與熱情去融入、了解然後鑽研，有著東西方雙重身分，往往更能跳脫框架，分析直指問題背後根節，角度新穎令人眼睛為之一亮。他們的著作對史學界有實際貢獻，讓歐美普羅大眾更了解東方，即使通過翻譯再傳回東方，仍能帶給我們不同於以往教科書框架的見解及思維模式。

Ref：
歐陽泰，陳榮彬譯。〈火藥時代：為何中國衰弱而西方崛起？決定中西歷史的一千年〉。台北，2017，時報出版。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台北，2018，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洪廣冀。科學做為一種溝通：關於《第三種猩猩》的讀法。2018，https://e-info.org.tw/node/213501
金銀換玩物 鄭和為何沒有帶來”地理大發現”?。http://agri-history.ihns.ac.cn/reading/040928.htm